我国城市患上规划过度化等三种文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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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婷婷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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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爆炸式增长却缺少有效评估和监管，“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一些出自外国设计师之手的标志性建筑破坏了城市空间和形象，品牌营销上演“暴发户附庸风雅”的闹剧——这些正在成为当前国内许多城市建设的文化“通病”。
由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主持完成的《2011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近日在上海发布。报告指出，城市规划的“过度化”、城市品牌的“低俗化”与都市主体的“离心化”，正日益演化为影响和制约中国都市化进程的三大问题。
“富饶的贫困”
规划热引来新的大拆大建
上海交大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表示，“规划缺乏”和“乱规划”曾是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规划跟着项目走”和“根据投资需要调整和修编”，对很多城市已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与损失。最大的后遗症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同质化和城市经济功能的批量复制。新世纪以来，规划意识大大强化，但受中国城市综合素质和发展水平的局限，加上实际操作中换得太快、操之过急，“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图”和各种雷人“规划”频繁出台，中国城市正迅速地由“规划不足”走向“规划过度”。
专家表示，城市规划在爆炸式地增长，在论证、编制、出台和实施过程中却缺乏有效的评估和监管程序，众多规划不但没有引导城市走向“理性的增长”，反使城市频繁陷入新一轮的“大拆大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并深度干扰了城市空间的自然演化与历史延续，其危害呈几何级数地增长。据悉，成都新上项目、倾资40亿打造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使原建于2007年的老园仅仅3年就弃之不用。
刘士林将这种“规划过度”称为“富裕的贫困”，认为规划不足或不科学固不足取，“过度规划”一样也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表面上很繁荣的规划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粗放发展模式，反而沦落成为吸引眼球的城市形象炒作、政绩工程的工具。各种“雷人”规划层出不穷。各城市规划内容雷同、相互因袭，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似曾相识的文化产业园区、市民广场、商业一条街、名胜风景旅游区、城市标志性建筑等。
“折腾城市”游戏
文化建设低俗雷人缺创意
眼下，很多城市群都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大致相同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将在城市之间形成更大规模的结构趋同和同质竞争。这与城市群的本义——建立区域内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及解决单体城市间的恶性竞争——背道而驰。
“在很大程度上，文化产业已成为‘折腾城市’的新游戏。”刘士林这样说。
国内不少城市试图改变“物质发达而文化简陋”现状，在文化建设上乞灵于“干一件文化大事”，但因缺少了深层、长期的文化精神积淀，时常上演“暴发户附庸风雅”的闹剧。
建标志性建筑是其中一件。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近年来的一些标志性建筑，大都出自国外设计师之手。由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艺术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一些“洋气十足”的标志性建筑本想提升或展示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实际上却日益严重地破坏着宝贵的城市空间和形象。“这种战略在智力与审美水平上，与一个一心追逐LV包的小女孩并无本质差别！”专家总结道。
在城市品牌营销上，国内城市眼下普遍存在粗制滥造、缺乏创意和低俗雷人的倾向。有媒体曾将国内城市打造的品牌归为四种基本模式：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有什么资源，有什么产业，填上就得；二是由苏杭领队的“天堂在人间”，使天堂、仙境、伊甸园成了许多城市的标签；三是以“桂林山水甲天下”为主题的“山水类”口号；四是给西方做“二房”，曾喊出“东方日内瓦”口号的就有石家庄、秦皇岛、肇庆、昆明、大理、巢湖、无锡、上海崇明等。以“色相”为主题的城市品牌营销和形象传播也流行一时，如山东某地的“西门庆”文化旅游规划、江西某地的“一座叫春的城市”等，表明一些城市在经济利益诱惑下已丧失基本的文化底线。
都市人精神离心
蜗居不易，逃离更不容易
“同城异梦”、“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精神离心运动，也是当代中国城市普遍的文化病。报告认为，高房价现实下的城市“居大不易”，引发了“逃离北上广”和“大城市伪幸福”现象和对城市社会空间的怀疑、警惕甚至厌恶心态，也刺激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关注。2010年，对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的关注正在取代“竞争力”、“GDP排名”、“总部经济”、“投资潜力”、“百强”等硬实力排行榜。“蜗居不易，逃离更不容易”，正成为当代城市人痛苦、艰难的生存写照。如何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切实努力，重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图景，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最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
专家表示，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日渐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会日益侵吞和解构城市美好生活本质，损害人们对城市怀有的热爱和梦想，威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亟待疏解的大问题。本报记者 姜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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