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官方慈善公信力下降 红会危机影响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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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事件后，各地红十字会均称捐款数目锐减。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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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平台上线，网民发现李连杰壹基金在玉树地震中捐款不足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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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的捐款更是仅6角。
捐款数目急剧减少 官方慈善公信力急速下降 专家认为慈善应“去官化”
8月8日，网上爆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用善款高价收购炉具牟利。尽管该基金会在当天就迅速辟谣，但看网友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论调。
在公众心中本就不甚牢固的官方慈善机构形象，此刻变得更加脆弱，亟须重塑。郭美美扇了扇蝴蝶翅膀，搅乱的不只是红十字总会，而是中国整个官方慈善的江湖。据报道，有基金会代表向红十字基金会代表抱怨：“你们赶紧把事情解决了呀！这事儿让我们都大受影响。”
8月初有消息称，深圳红十字会今年7月的社会捐款同比下降97%，而佛山的则颗粒无收。不仅红十字会，其他官方慈善机构所收到的捐赠不同程度地都受到了影响；不仅捐赠，他们还被统称为“官方慈善”，其声誉被捆绑着下降；不仅是声誉，受牵连的还有整个中国慈善的未来。
文/图 本报记者李颖(署名除外)
昨日，中国红十字总会(以下简称红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输入“成龙”，这位大哥的捐款仍然是连续几次的1分钱。7月31日，这个平台如红会所承诺那样如期试运行。尽管在第二天，热情而敏锐的网友们就发现了种种错误，但过了十天，这些难以解释的记录仍然固执地停留在网页上。
平台上线
仓促上阵能力亟须加强
除了对个人捐款数目的质疑，网友们还关注到玉树地震两家援建医院造价相差高达5倍。红会事后的解释称，这是因为输入错误。
在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看来，“红会信息平台上线，时间仓促，数据量大，没错误才怪。”平台上线之前，他曾经参与了红会的专家把脉。
“红会可能真没作假。但披露的数据要经过处理，还要解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某大企业捐了1000万元。这个企业会让它下属的地方公司参与捐献，北京的捐300万元，广州的捐300万元等。那你说这是一笔捐款吗？公众上网一查，怎么没有这个企业捐的1000万元呢？这笔钱肯定是捐了，那有没有当时的记载？把这笔钱的情况解释清楚？”在程刚看来，信息披露是一门科学。“首先要研究披露哪些信息，定下指标体系，其次研究信息采集，这种采集要有可持续性，第三是信息的准确性，第四是如何披露。”
而这种能力对于仓促上阵的红会来说，显然亟须加强。程刚所在的基金会中心网，在现在的舆论环境中显得如此特别。他们一直在做的，恰恰是公众要求做到的——信息公开。而他们的经历，不妨被看作是中国慈善机构透明化的破冰之旅。
该网于去年7月8日正式上线，是由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的信息披露平台。在那之前，国内还没有一个能集中披露各基金会信息的平台。程刚曾描述当时的情况——全国到底有多少家基金会，即便是主管的民政部，不同部门、不同的司局，拿出来的数据都不一样。更不用说具体的相关信息了。
索取信息
“行业自律”一走20年
“其实，行业内部对于信息披露的呼声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那时，一些行业的有志之士，也是现在的老从业人员，已经意识到整个行业要自律。这个自律，没想到一走20年了。”程刚说，在这20年中，一些老前辈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
1998年，他们曾想做行业自律和信息披露，“想有一个大的推动，但当时条件不成熟，没有实现。”
然后就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催生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崛起。那年的捐款数额超过10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从改革以来，所有的捐款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那是中国慈善行业的一次大爆发，也引起了学者、公众的广泛关注，自然也推动了行业的信息透明。”这一年，慈善捐款超过千亿大关，占到GDP的0.4%。
“2009年，国内慈善机构访美，一看，人家在做的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实上，1998年那会儿，我们也是准备参照美国的规则和办法。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基金会数量大幅增长，美方也对我们另眼相看，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回来后，我们就立刻开始了这项工作。”
程刚所说的工作，是将全国两千多家基金会，包括公募和非公募的，相关的基本信息、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信息、项目信息以及项目执行机构等内容，分级收集并上线公布。
但采集并公开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通过上门、电话等方式进行，却屡屡碰壁。
披露信息
最重要项目一片模糊
“想是想了，做就不容易了，尤其想要各方达成共识。因为信息披露会影响很多基金会组织。”
程刚说，在基金会管理方面，“政策好，实践起来却不一定。有时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和惩罚机制，这让信息的采集和披露就难了。”
最难的一点是如何披露。“我们有几个办法。首先政府管理基金会，要求基金会每年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信息。很多基金会都注册在地方上，当地很多报纸没人看，有的还要收费，有的报纸一个版要三五千，我们拿不起。另外，有的基金会每年都要向主管部门汇报，问他拿信息他会说，你去找主管部门要。以前，全国只有两三家民政局在网站上公开基金会信息。后来，我们不断推动省一级民政局拿到基金会信息后进行披露，效果很好。现在全国包括广东省在内有10个省级民政部门都会公开相关信息。”
第二个渠道是通过基金会。“基金会报给主管部门的信息，有的很笼统，很模糊。你说那些财务数据、报表，有几个人能看懂？公众关心的是什么？为什么红十字会披露信息后大家还是不依不饶？大家关心的是捐的钱用到哪里？效果怎么样？所以，项目信息很重要。这个项目花了多少钱，谁在做，做到什么程度，效果怎么样……恰恰这么重要的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完善。”
与红会面临的巨大舆论压力不同，那时基金会的透明行动“没有人逼着我们去做”。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亦是发起机构之一。
骨牌效应
不信任态度波及基金会
8月9日，在回应了红会新爆出的公车丑闻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政策法规处处长丁硕更新了一条微博：“这次是彻底受伤害了，暂停发声。”不论真相如何，事实是，红会每条更新的微博以及每次回应，都只会招来网友更多质疑和反对。
而网友的这种不信任显然已经波及其他官方慈善机构。8月8日网友爆料，这次被卷入的是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妇基会)，被曝“温暖工程基金只为小兵张嘎卖炉子”。当天下午，妇基会对本报记者做出回应，称帖子中的经费预算是虚构的；关于使用社会捐赠购置采暖炉具的问题，不涉及使用救灾资金。
妇基会难以与有官方拨款的红会相比。程刚说，妇基会是基金会体制，不回应可能就缓不过劲儿来了。
让很多行业人士头疼的一点是，在公众的心里，红会、基金会、慈善会统统都是官方慈善机构。而程刚告诉记者，国内慈善领域实际上有三个系统。一个是红十字会系统，是官方机构，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性质；一个是慈善会系统，是社团，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约束；一个是基金会系统。“人们一说慈善，就容易把这三个系统混在一起谈。”
“慈善应该回归民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慈善就不要做了。我认为，红会的官方性质是症结所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有隐患没解决。做慈善，还是应该去官化。即使在基金会系统里，也有一些基金会有官方背景。将来，我想慈善还是会回归民间的。”
民间调查
仅2%网友表示会捐款
新周刊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82%的网友表示不会再给红会捐款，15%的人表示查清了账本把每笔去向公布了之后再说，只有2%的网友表示会捐款。
“今年发生了这么多事，从专业角度讲，也让公众更加了解这个行业，促使行业更加自律。”程刚对将来还是很乐观。“我还是有信心的。出了大灾难，大家一样会伸出援手，但我们需要沟通。”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虽然对官方慈善机构改革前景并不乐观，但也认为，“长期看，对中国捐赠的影响并不会太大。特别是遇到大的灾害，公民的捐赠热情很高。”
只是公民捐赠的方式和渠道会发生变化。“或许今后会有更多的公民会通过微博等方式直接捐赠。如果公益慈善领域不放开，仍然由少数官办慈善机构所垄断，公众可选择余地很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办慈善机构捐款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小。”
“更何况灾害发生时，常常是行政劝募，通过单位捐款。有公众是一边捐款，一边骂人，不知道捐款会到哪里。这就是中国慈善事业所面临的困惑。”他表示。
反思
应加快慈善机构改革
“事件最大的意义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公益慈善体制的反思，特别是对官办慈善机构改革。以往只需要靠垄断地位、靠卖牌子(与企业合作)就能够获得资源，我觉得政府应该借此机会加大对官办慈善机构的改革。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已经谈了十几年了，但是迄今为止效果不大。”邓国胜认为。
捐款不影响工资收入
在人们还纠结于郭美美她妈是不是真“股神”的时候，一项重大的制度化变革却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民政部起草了一份《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并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邓国胜曾参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十二五纲要计划的起草工作。“本来有一条加大慈善机构改革的建议，但是在征求意见时遇到强烈反对，最终不得不删除。”“反对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中国国情就是这样，如果改革，这些慈善机构就难以筹到钱。所以他们认为不应去行政化。”
“此次事件，一定会倒逼这些官办慈善机构或多或少有一些改革举措。但我个人总的来说并不乐观。”邓国胜分析，官办慈善机构大多有政府财政拨款，特别是地方慈善机构甚至与政府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即使捐赠数额下降，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工资收入。记者了解到，以红会为例，社会捐款部分在红会资金所占比例波动很大。如某年出现重大灾难性事件，当年社会捐助占红十字会收入比例就会出现大幅提升。
呼吁引进第三方评估
“我们必须一手加大官办慈善机构的改革力度，一手发展民间自下而上的慈善机构。一方面需要政府借此次事件，将危机转为机会，只有来自自上而下的压力，官办慈善机构才可能真正改革。同时，只有自下而上慈善机构的蓬勃发展，慈善募款有足够的竞争，官办慈善机构才会感觉到改革的压力。不过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短期内还难以形成足够的压力。”
邓国胜建议，官办慈善机构要重新恢复公众的信心，一方面需要自律，通过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公开透明度和管理效率恢复公众的信心，另一方面也需要来自政府的监督、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及独立第三方的评估。只有如此，才能恢复公众的信任。仅仅公开透明是不够的，公开透明只是基础。
“我相信中国慈善的透明化会很快。国家的思路转变其实很快。没有这次的事件，也会很快，本身国家就有大动作。相关法律也会很快出台。”程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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