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藏》计划用10年时间抢救早期红色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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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藏》的设计效果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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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红色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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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红色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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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红色期刊。
国家大型出版项目《红藏》，今年正式展开编排工作。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
该项目计划系统地收集整理并影印中国共产党早期直接和间接领导创办、出版的红色进步报刊书籍。收录年限为1915年至1949年。
这个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申报出版的项目，得到了国家支持。项目分为三编，其中第一编已得到新闻出版总署1146万元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据介绍，这是中共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整理早期出版物。《红藏》被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在出版界，被称为“藏”(音zang)的出版物不多见。“藏”是对同类出版物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全者的称呼。
今年，一个国家大型出版项目《红藏》的编排工作，正式展开。
设计中的《红藏》丛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杂志计划5年内出齐，约有2亿字，第二编报纸、第三编图书将在后五年出齐。
这一大型出版项目，计划收录1915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早期直接和间接领导创办、出版的红色进步报刊书籍。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出版方介绍，收录资料从1915年开始，是为了从《新青年》开始，更能反映全貌。
《红藏》全部出齐，预计达到1000卷，最终出齐可能有4亿字。
《红藏》由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提出。湘大出版社社长章育良介绍，2010年6月，该社看到今年建党90周年的契机，提出此计划。在向国家申报时，湘大出版社邀请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共同申报。
在章育良看来，《红藏》的出版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他认为这是一场抢救行动。他说，由于过去印刷条件差，有些铅印、油印的印刷品已开始模糊，甚至一部分正在漫漶消失。
此前，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对早期红色期刊曾进行过零星整理，系统地收录整理出版，尚无人做过。
“红色进步期刊能为党史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章育良说。
【收集】
大量原刊难以找到
今年初，《红藏》第一编的整理、编排工作展开，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张耀南是项目的学术指导。
他说，不仅要收集各级党组织创办的刊物，还要包括各进步团体在内的中共外围组织创办的。
“没想到收集资料这么难。”张耀南说，首先做的是目录工作。现在找到的进步刊物目录有2600多种，但能找到原刊详细馆藏的只600多种，今后会继续征集寻找更多原刊。
据原刊影印是《红藏》出版的要求，但张耀南去过多家图书馆后发现，绝大部分图书馆都未能收齐某种刊物的全部原刊。
比如《新青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就缺季刊第3期和不定期刊第2、4、5、6号。编辑部购买的一套人民出版社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新青年》影印本则有两页缺页。
上海图书馆藏有《新青年》影印本，无原刊，但不知收藏的是哪个版本的影印本。国家图书馆《新青年》原刊齐备，但目前不对外开放，也难以去查证是否有缺页。
有些图书只能高价从网上买，如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少年中国》的影印本4册，在网上购得花了近1500元，但也存在缺页情况，因此都不能作为影印底本。而原刊单一期价格就在5000元以上，集齐更是难上加难。
在湖南，编辑部已组织一批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准备去民间征集。
【甄别】
内容需专家介入
按照设想，要达到“齐全”的目标，还要收录包括在港澳台以及部分在海外出版发行的期刊杂志。
此外，在国内还有很多未公开出版的刊物，“这或许比公开出版的还要多。”张耀南说，但无法统计，接下来打算组织征集民间收藏。
他说，还要考虑到一种情况，当时国民党收集了很多共产党创办的刊物，里面或许有些珍贵资料。现在台湾的一些图书馆、资料馆就存有大量资料，编辑部正考虑去台湾一趟。
“就算资料征集来了，麻烦还有一大串。”张耀南介绍，主要是甄别有困难，有些刊物可能会出现不同版本。有的文章当时是用笔名刊发的，如何甄别真实作者，都需要专家根据研究成果进一步论证。
“《新青年》就有这种情况。”张耀南说，编辑工作刚开始，还没来得及详细总结。
章育良说，早期个别刊物中的个别言论涉及民族、宗教、国家主权的言论章节，今天看来可能有些不太合适，还有些言论涉及党派、政见的不同。
“这在编辑时需认真斟酌，要不要保留，如何保留，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章育良说，他们需要进一步研究，还要征求管理部门和专家意见。
【发现】
早期刊物不只谈政治
《红藏》编辑部工作人员小张说，她曾以为早期党组织写的文章、办的报刊都是与政权、政治理论类有关的。经过了这半年的工作，她发现实际上很多刊物是在研究经济、民俗、文化等方面。“这些能占多少比例现在没有统计过。”
小张看到的一本《物价旬刊》，就是当时在苏区办的一份研究物价的杂志，此外，她还看到在瑞金时期一些课堂教材，涉及的内容有分田地、工资标准等。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张耀南说，出版界已出版或影印的大多是政治类报刊，其他方面少。这次《红藏》要全面收录中共在1949年前各个时期出版的党刊、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建国前各个解放区出版的期刊及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部分进步刊物。
章育良介绍，目前第一编期刊部分已经有40多卷完成了编排工作，预计2015年底全部完成，届时一起出版。
他说，出版采取了原刊影印，为了今后查阅方便，下一步要进行数字化。
《红藏》出版策划人之一、湖南人民出版社下属《大视野》杂志社社长张自文说，丛书的印数不会很多。他预计购买者主要集中在各级党史研究部门、图书馆、以及大学历史、党史等专业的资料室。
【机遇】
获得1146万元支持
国家对《红藏》给予了支持。新闻出版总署拨给《红藏》第一编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1146万元，创下湖南省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金额之最。
湘潭大学出版社社长章育良认为，近年来国家对中共党史史料的整理工作更加重视。在他看来，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党史研究迎来了新的机遇。
去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下发，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党史工作的第一份重要文件
《意见》指出，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许多问题涉及党的历史，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命，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意见》提出，要抓紧党史资料征编，妥善保存党的历史财富。要积极开展党史资料征集、保护、编纂工作，抓紧征集领导干部及社会人士个人留存的党史资料。
去年7月，首次以中央名义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此前，每年都是以中央党史研究室名义召开全国党史办主任工作会议。
这次党史工作会议上，湘潭大学是全国9所应邀参加会议的高校之一。
“会议后，出版《红藏》信心大增。”章育良说。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叶笃初认为，面对国内外形势，继续加强党的执政建设是个新课题，而“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不失为明智之举。
■ 对话
党史热体现忧患意识
新京报：今年图书市场上出现党史热。就一些著作内容而言，与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体现？
吴辉(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有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有了变化，更符合历史真实。
新京报：这说明了什么？
吴辉：这说明执政党越来越成熟，有了包容的心态，经过30年改革开放，政治敏感问题不像原来那么神秘。
新京报：能理解是因为90周年了，才要重视党史工作吗？
吴辉：不能这么理解。只能说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思潮多元化，社会矛盾也在激化，需要总结历史，从中得出今后的方向在哪里。即使今年不是90周年也会重视。
现在民众的平等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都比以前加强了，要求执政党必须客观对待。而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总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更多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新京报：那怎么理解在建党90周年这样的节点，出现党史热？
吴辉：就执政党而言，重视党史决不是为了吸引眼球。
研究党史，就是想从走过的路总结经验教训。要考虑如何保持长期连贯执政。
所以说，重视党史说明了执政党的忧患意识。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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