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美国世纪与传媒帝国
1897年亨利·卢斯的父亲亨利·W·卢斯和母亲伊丽莎白·R·卢斯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1898年，亨利·卢斯生于中国山东，就是这个“传教士的后代”。1920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1921-1922年先后任芝加哥《每日新闻》和巴尔的摩《新闻报》记者。1923年卢斯与哈登在纽约共同创办《时代》;卢斯任发行人，哈登任总编辑，《时代》是美国第一份用叙述体报道时事，打破报纸、广播对新闻垄断的大众性期刊。
卢斯善于利用历史资料和收集现实材料，使《时代》刊登的文章比报纸和广播更具有可读性。哈登独特的写作风格与活泼的版面编排也有助于《时代》很快成为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期刊之一。1929年哈登去世。卢斯兼任总编辑后，开始出版《时代》周刊国外版。其后，以《时代》为核心，陆续出版了《幸福》、《生活》等著名期刊，组成了美国最大的出版托拉斯企业——时代出版公司。卢斯任公司各期刊总编辑。60年代，公司出版范围扩大到图书和其他出版物，并在几十个国家开设子公司。
1964年卢斯引退，改任时代出版公司编委会主席。他善于辞令，政治上保守。在世期间，对共和党和美国GOV的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是美国出版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1967年2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去世。
位置 最有权势的传媒人物
1967年2月28日，亨利·卢斯死于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由他创立的《时代》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将逝者形象作为封面，为他的逝世制作了一期名为“朝圣之旅的终点”的专题报道。
报道开头引用了亨利·卢斯的一段话：“作为一名记者，我在为自由而战的最前方的战壕里，指挥着一个小小的区域。”事实上，卢斯并没有真正以记者的身份写过重要报道，然而正是他，创立了《时代》、《生活》、《财富》这些世界新闻史上影响深远的刊物，为二十世纪最有权势的传媒人物。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神话，而卢斯就是现代传媒业的神话英雄。近十年来，在中国媒体发展迅速，亨利·卢斯就更有了别样的意义。但第一本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卢斯传记，艾伦·布林克利的《出版人》，却可能消解这些英雄光环。
布林克利是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其著作《美国史》曾于2009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他也是当时出面解释为何要把克林顿性丑闻弹劾案，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学者，所持的理由是，此案对美国近代史有重要意义。
2010年，布林克利执笔的这本《出版人》在美国出版，引起广泛关注。在此之前，关于卢斯的传记为数不少，布林克利版的卢斯传，颇有翻案的意味。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布林克利所看重的，是卢斯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财富与权势并非判断其成就的尺度。他在傲慢与偏见的对峙中，置入更多真实，让愿意理解卢斯的读者，可以摆脱原有的印象。
个性 傲慢与偏见，左右招嫌
卢斯在美国历史上以傲慢保守的形象示人，有人觉得他所掌控巨大的话语权，扼杀着民众自由思考的能力，有人认为他以媒体为载体，扩张个人意志，左右国家政策，在热爱自由民主的美国，卢斯一人惹上蒙蔽民众，混淆执政者视听这两大罪状，确实易被打上反面人物的标签，左右招嫌。
“现在这个时间刚刚好”，1964年4月，卢斯突然决定从时代公司退休，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尝试为自己写一本回忆录，但是他被自己过多的想法缠绕，终不成文。唯一不变的是，他仍在尝试诠释“美国世纪”一词：美国曾经的任务，同时也是现在的任务，便是要带头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人们把这看作是当代版的美帝国主义。
曾与他有过交往的人们，也未为他加以辩护。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时，卢斯曾是不遗余力为他摇旗击鼓的宣传主力，但是他选择忽略卢斯，在艾森豪威尔几卷本的庞大回忆录中，关于卢斯，他一笔带过。
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在其回忆录《旁观者》中写到卢斯，多用贬抑之调，认为是中国文化塑造了卢斯，他使用中国统治者的权谋，让员工之间不断产生摩擦、分化、对立，以保障自己高高在上的权威。同时还略带讽刺地补充，“他自己或许不知道，这人不善于追忆。”
这样的形象，与中国当代媒体人塑造的卢斯，很不一样。
卢斯不写日记不写书，布林克利写卢斯传所使用的材料，是卢斯写给父母、朋友、情人的信件，卢斯写给自己员工的大量备忘录，卢斯周围人的回忆，以及他发表的少量媒体作品与演讲内容。与之前的卢斯传相比，《出版人》在事实层面并无多大出入，但是它缀满传主芜杂的片断感想，最大化地呈现了传主复杂的思想轨迹。
故乡 中国与美国
时代公司的辉煌，对中国问题的极度关心，传教士式的美国民族主义，是卢斯一生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对于前者，布林克利认为，卢斯出版帝国的建立，只是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全国性大众文化横空出世，为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服务。卢斯旗下的刊物成功而有影响力，但是“其广度、原创性、创造力与它们的缺陷同样伟大”，若没有亨利·卢斯，也会有其他的“亨利”出现。
卢斯所不可替代的，是他独特的思想。因此，这本近四十万字的《出版人》，大概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描述卢斯年少时代，以探寻其独特思想的源头。
1898年4月3日，卢斯出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与司徒雷登同期到中国传教的基督徒。远离故土，思乡深切，卢斯的父母把一个经过美化的祖国形象，植入小卢斯的心里，之后他未从这种理想化的祖国形象中走出来。
这是布林克利对卢斯进行翻案的第一步，之前的传记认为，正是因为年少时代在中国长大，故乡在中国，所以卢斯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结，研究中美关系的中国学者，在解释卢斯的亲中情绪时，也大多提供了这个理由。
布林克利有意强调了卢斯少年时代与周围中国文化的隔阂，他不会讲中文，也没有与中国人交往，8岁时随父母回国，看到远比中国繁荣的美国，更是强化了理想祖国的形象。1912年，卢斯离开中国，在英国学习两年，之后进入霍奇基斯中学(相当于耶鲁大学附属中学)，他发现自己与美国长大的同学格格不入，就下决心努力学习成为地道的美国人，无论是语言，还是体育运动、公共辩论，他都花了大量精力。
耶鲁大学时期的卢斯，追求作为学生可能得到的一切荣誉，心无旁骛地追逐自己的目标，把青春的荷尔蒙，全用于奔跑前进的路上，不断鞭策自己在一切事情上做到出类拔萃，“若不成名我誓不罢休，让脚下的土地将我仰望，在我死去之前把我赞扬。”
布林克利将其解释为传教士孩子的特点，卢斯的父亲对信仰的执著，到儿子身上变成了对荣誉的执著不羁，他父亲为福音梦想勇于自我牺牲，在他身上则是为了世俗名望不顾一切，一样的雄心勃勃，志向远大。
亨利·R·卢斯坐在他父亲小时候用过的椅子上，当时他大约三四岁。摄于中国。
利用与美国驻罗马大使的关系，卢斯在欧洲到处旅行并招待尊贵的来访者。照片中他在1955年的访问中陪同温斯顿·丘吉尔。
卢斯查看可能用于《生活》杂志的照片，坐在左侧的是《生活》杂志第一位总编，约翰·肖·比林斯，坐在右边的是新杂志最热情的拥护者，丹尼尔·朗。
在卢斯联合创办时代公司41年之后，他最终将公司的控制权交给前《财富》杂志编辑，赫德利·多诺万。照片中他们正在参加1964年一场盛大的移交庆典。
创业 不低俗，不沉闷
1920年耶鲁大学毕业后，卢斯在牛津大学深造一年。年轻的卢斯，想着“要赚很多钱，多到没意义”，离开学校踏入社会，但他对自己的职业前途并没有清晰的规划，他先去了国际联合收割机公司，但被拒绝，然后去了《芝加哥每日新闻》，不久便因经济衰退，报社裁人，怏怏离职。
之后好运从天而降。他的一个耶鲁同学安排他和大学同学布里顿·哈登一起去《巴尔的摩新闻》工作。
两个没有报业经验也没有钱的耶鲁才俊，聚到一起，开始暗中策划创办自己的报纸，办一份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他们既瞧不起普利策旗下的报纸，也瞧不起美联社那种严肃报纸，因为前者太低级，后者太沉闷。几个月后他们辞去工作，到纽约租了一间办公室开始折腾他们的伟大报纸。布林克利说，他们贵在不知天高地厚。
卢斯和哈登创业的第一步，是把有权威和有影响力的人拉进他们的创业轨道，他们利用自己的耶鲁关系，逐个拜访名人，恳请其予以公开支持。第二步，筹集资金，过程很辛苦，但是他们终究在半年时间内，成功筹集到近九万美元。接着招兵买马，从朋友熟人以及耶鲁同辈中招募人才。1923年2月27日，《时代》创刊号出版。前后时间不到一年，虽有辛酸，但难称筚路蓝缕。
《时代》的宗旨是以简洁、易读有条理的方式，为忙碌的人士提供高效深入的世界新闻报道。早期的编辑工作由哈登负责，卢斯则负责发行。1929年，哈登染病去世，卢斯开始真正独掌时代公司。哈登才华横溢，自由洒脱。卢斯一直觉得自己略逊哈登，突然失去哈登，他有些寂寥焦虑，不过他马上就克服消极情绪，从哈登的股份继承人那里买回了股票，使自己真正成为时代公司的国王。
政治 美国世纪与不确定的世界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经济繁荣时期，《时代》恰逢其时，发展顺利。1930年，卢斯创办《财富》，“既不贬低，也不吹捧。无论是商业航船，还是船上的人，《财富》将努力以批判与品评的眼光书写……并带着不受束缚的好奇心。”1936年创办《生活》，“看人生，看世界，见证伟大的时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手势，看奇事，看千里之外的事……”
在美国大萧条时代支撑读者的希望，这两本杂志由此也迅速地获得了市场的青睐。
布林克利并没有详细分析卢斯出版管理的理念，也没有精确分析卢斯旗下杂志的盈利模式，而是检视这些杂志所刊出的内容，以此分析卢斯的思想与立场。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二战开始，卢斯热切关注世界局势，潜意识里希望自己成为改变世界的伟人之一，直至去世。在不确定的时代(二战、冷战)，一个心怀天下拥有财势的中年男人，注视着世界，并且时刻准备着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以联合起来去影响美国的国际政策。
1940年1月，卢斯为《生活》写了一篇题为我们美国人的社论，明确提出美国必须联合英国，与德国纳粹抗衡，但是编辑不同意刊发如此直接的社论。一年以后，卢斯扩充了这篇社论，以“美国世纪”为名，发表在《生活》杂志。这篇影响巨大的文章上，呼吁美国人介入战争，认为美国必须致力于建立一种与自由和进步相容的经济秩序，在国际事务上承担责任，声张正义，追求自由与真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善人，并称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
卢斯对美国在国际上的角色期待，如果再多一点想象力，几乎是后来联合国的职责，以及“拯救陌生人”的国际人道主义思想的雏形。只是当时战乱，他尚不能想象不同国家坐下来和谈，只能期待当时最发达的美国，能寻求与其实力相符的责任。
东方 中国梦与亚洲未来
卢斯在中美关系史上，即是以“支持中国抗战的美国第一人”闻名。1912年，14岁的卢斯离开中国前往美国读书，离开前他写信给美国友人，“这场革命(辛亥革命)给中国日益广阔的未来送来了一缕希望之光……它有可能被证明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了不起的改良运动”。
1932年，卢斯访问中国，他把中国的点滴变化，都看作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标志。1941年再访中国，他会见了蒋介石夫妇。
在他个人情绪的驱动下，其旗下的杂志之后一直关注中国，而且为美国人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带着自身古老的历史，华丽转型的现代化国家，放大破败中国那进步的痕迹，让读者对中国充满同情。当《时代》驻华记者西奥多·怀特不断发来关于国民党腐败的材料，并认为蒋介石已经失去历史作用，卢斯还是将蒋定位为，为了维护民主原则而进行高压统治的独裁者，不允许手下采编人员写下丑化中国的词语。
卢斯的中国情结，是他的“美国世纪”这一思想之舟上的乘客，至于此舟涉渡何处，卢斯去世半个世纪后，仍未有答案。
了解了哈{:soso_e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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