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号转网遇中国式困局 凸显监管部门矛盾心态
在很多人眼中，监管部门在制订携号转网政策时显得优柔寡断。从两个试点地区采取不同的转网政策中即可看出监管部门“既想遏制垄断，又怕冲击市场”的矛盾心态。【IT商业新闻网讯】（记者 张樵）从去年11月22日起，携号转网试点到目前已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颇为讽刺的是，很多用户宁愿选择持有多部不同运营商的手机，也不愿“费力不讨好”地进行转网。这样一来，平衡运营商的市场结构的初衷不仅未达到，何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也成了一个未知数。
其实，携号转网并不属于用户的天然权利，这个概念到90年代时才产生。此前，类似于电话号码这样的电信网络ID属于用户运营商一直存在争议，在1996年时，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设置携号转网制度后，运营商之间才慢慢达成共识，2003年底，携号转网才正式在全美运营商间开始，由此可见，携号转网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个不易推行的问题。
然而时至今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携号转网的进度已大大落后于许多国家，甚至包括今年年初才正式启动携号转网的印度。
携号转网遇中国式困局 凸显监管部门矛盾心态
8月时，根据印度公布的一组截至6月底的数据，自1月份全面推行携号转网政策后，印度移动用户已有1300万人更换运营商。相比之下，截至11月份，天津办理成功携号转网的用户仅5万余名。这等于是自5月至11月的半年时间里，只有数千名用户携号转网。
“携号转网在国际上已经推行长达十年以上，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反垄断手段”。北京邮电大学阚凯力教授说。由于电信业“网络效应”（经济学称“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信息产品存在互联的内在需要，使用得时间越长，用户对于网络的依赖性就越深，运营商利用着这种用户的依赖性，达到其对市场垄断的目的。从这点上来说，携号转网是一种反垄断措施，用户享有的便利也是来自更加自由的市场竞争。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罗雨泽认为，携号转网对用户而言，可以降低选择成本和使用成本，可以享受到更为多样化、更高品质的服务；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可以有效利用号码资源，减轻由于闲置号码重新启用带来的混乱，可以促进电信行业更快的发展和更广的覆盖；对运营商而言，可以迫使其提升运营效率，提高竞争力。
用户得到实惠，运营商方面在提升了效率的同时，也必然要减少收益，知名评论人信海光认为，从维持垄断的本能出发，以前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运营商群体必然会竭力阻挠携号转网的实现，携号转网之所以推行缓慢，正体现了反垄断之难。
对此，知名IT评论人士刘兴亮对IT商业新闻网记者表示，在携号转网这项业务上，应该对运营商予以更多的限制，而不是限制用户。工信部应对运营商做出调整，不应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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