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强捐行为已成社会公害

herking007

9 @5 z8 u; H2 r$ F' r* p2 r6 x. D) ?　　支持教育要捐钱，“扶贫济困”要捐钱，道路硬底化也要捐，建造生态公园、博物馆还得捐……廉江一名教师在网上哀叹年年不但被“强捐”，还要被“轮捐”。
　　名目繁多的行政索捐背后，是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难题。教育、公务员系统、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均是被捐款的“重灾区”。慈善乱象的扰乱者之一，无疑是借助政府权力，达成其“慈善动机”的公权力机构。
　　不久前，广东省副省长刘昆用“亵渎”二字来谴责行政强捐的恶劣现状。事实上，广东省政府早就意识到慈善乱象的危害，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曾提出要求不能强制捐款。汪洋曾表态说，扶贫济困日活动不必追求捐款额一年比一年大，而要追求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多。
　　被“强捐”与“轮捐”：对象是谁？
　　2010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广州花都区某公立小校教师马玲(化名)收到校领导通知要开会。后得知是号召全体教职员工向本区一个教育基金捐款，“它打出来的口号是‘关爱教育、情系花都’。”虽说是号召，却有捐款指标：普通老师每人捐500元，校长捐1000元；学生“随意”不少于10元。
　　马玲觉得很不爽，以前在内地一家学校工作时，马玲也遇到过被索捐的事：“当时学校强行向每位教师借款500元，结果老师们联合签名，层层向上反映，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以学校‘强借’未遂告终。”
　　正当她满怀期待地等着老员工们振臂发起抵制活动时，那些私下里怨气十足的同事们却都乖乖把钱交了上去。校领导一催再催，无奈之下她只好把500元交到校财务处，“连张收据也没给我们”。她关心的是钱的去路，后来也没听说学校有哪个贫困学生受助，学校的设施也没见一丁点的改善。
) [, F  w5 l+ W: Q　　今年，学校再发通知，对口支援广西一个贫困县，老师要求捐100元以上，学生不少于1元。再加上后来加收的20元特殊党费，到新学校整整一年，马玲称自己就“被捐款”三次，总数620元。“我是中级职称，每月发到工资卡上的钱是4800元，扣完公积金、社保、个税后，到手的也只有3000多元，说不心疼是假的。而有些双职工家庭，两口子都得交，1000多块钱一下子就不见了。”
　　跟马玲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公务员，如基层公安系统、工商所，均被“关爱教育、情系花都”活动索捐500元以上。一个在该区人民医院的朋友情况相对好点，单位集体捐了一笔钱，并没有分摊到职工身上。在湛江市工商系统做了近十年公务员的陈新(化名)的印象里，从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各种名目的捐款活动络绎不绝“都快要捐穷了。”她说。
　　公务员系统都是按级别来捐款的。去年广东扶贫济困日，从科员到副科、科长、副处、处长，领到的“任务”分别是300元、500元、800元、1000元和1500元，今年相对“减负”了一半左右，分别为100元、200元、300元、500元、700元。
/ u# b+ S8 y( z　　扶贫：到底扶了谁的贫？
$ b# r) S' C3 c! Q, c　　去年6月30日是广东首个“扶贫济困日”。知名网友、广东揭阳普宁教师邱文权曾在南方网广东教育论坛发了个调查帖，结果显示：广东省内揭东、电白、廉江等30多个地区的教师及公务员通通“被捐款”，款额少则50元多则上千元。而像大埔等地区，本身就是省内赫赫有名的贫困县。除了教育、公务员系统，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都是强捐的重灾区，此外，以行业协会名义摊派到一些私企的强捐现象也屡有发生。叶先生说，每年都有那么几天，工会的同事会捧着一个花名册挨个找上门来要捐款，100元、200元不等。
- g% c) H6 A0 u　　这不由得不让被强迫的大多数人发出几乎相同的质疑：捐助慈善做公益，当然是好事儿，那么这些被强迫拿出来的钱去扶贫，“到底是扶了谁的贫？”他们郁闷过后，唯一需要知道的结果是，自己被强捐之后，受益者是谁。
　　“没有人告诉我们钱去了哪里，用到了哪些贫困者身上。人们不相信这种有行政干预的慈善事业，缺少透明，没有公开过账目，可能引起腐败。比如拿善款招待、盖政府大楼。”多次被强捐的李教授说。
　　廉江的一名老师自嘲：习惯性“被强捐”，且是“被轮捐”。比如廉江搞什么十大工程、建造廉江高中、街道硬底化、建造书香亭、生态公园、博物馆等等，收入微薄的老师都要被搜刮一通。
9 ~1 {: h1 N! D3 i  o1 j" D　　研究者发现，对于“拒捐者”，各地应付手段多多：强迫签“认捐书”，扣工资或截补贴；以“写检讨”、“通报批评”相威胁；有的直接恐吓，“不捐的话自己到教育局解释”，“到时领导找你谈话”，“将来各种评定不及格”等不一而足。
　　权力“绑架”爱心
　　刘昆副省长用“亵渎“二字批评这种慈善乱象，尚属温和，而业内批评则更为激烈：由 　政府主导的轰轰烈烈的慈善 　活动背后，是公权力对爱心的“绑架”。
　　东莞黄江镇一名教师，去年六月份被当地政府以“广东扶贫济困”的名义强捐700元后，又被“东莞慈善日”“轮捐“300元，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甚至从心理上开始厌恶和拒绝“慈善”“爱心”“公益”。
' H5 I8 ^" A8 g) s2 y2 U7 o　　广东某著名华侨大学一学院与贫困县挂钩，学院会贴出一张纸公布谁捐了多少。教师告诉南都记者，这对爱面子的老师们的爱心几乎是公开的羞辱。“爱心需要钱，但是需要这样用多少来拉距离吗？”
　　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认为，“强捐”的后果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再捐，大家有权利抵制这种强捐，这样就夺去了慈善事业的生命力，对整个慈善事业都是一种伤害。
) [+ X$ ?8 q) {1 z2 M/ n; c　　“现在处在一个‘权力一挥手，你就得拿’的状态。现代生活应该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哪个慈善组织做得好就捐给谁。”
　　王则楚说，这暴露的是原本应由税收提供的教育、医疗、卫生、市政工程等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国外70%的税收用于公共服务，但我国只占到30%。另外，我国税收用在公务员身上达到30%，而国外只有10%。”
! V  F, j5 T: ]7 ?  e" A　　权力之手怎么缩回去？
( \4 h; k. q- x  V8 c1 W1 j4 C　　7月20日，广东省副省长刘昆表态要建立规则斩断“强捐之手”。他说，如果在慈善活动中强行摊派，把群众的自愿行动扭曲为被动行为，这是对捐赠者善心善意的亵渎。长此以往良好的慈善风气就没有办法弘扬，慈善事业无法发展。
　　他提出了三个“不允许”：第一、不允许下达个人、单位捐款数额；第二、不允许从个人或单位的账户中直接扣款；第三，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办证和学生入学等，不允许以捐款为条件，也不允许同时举办捐款活动。他还要求省民政厅形成文件，对明知故犯、违规“强行摊派”的，应严肃处理，必要时监察部门及时介入。
　　邱文权不太乐观，他说，去年省委省政府就发了“不准强捐”的通知，但是面对几已泛滥的强捐现象，未见哪个地方和部门被严肃批评教育过，也没有哪个地方和部门被重点查核通报过。
　　他留意到，就在今年7月1日，相关部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对省级要募集8亿元资金“有信心”。
　　澳门理工学院娄胜华教授则认为，类似陕西府谷县12.8亿的索捐，神木县38亿的煤慈善基金，玉树地震善款的汇缴事件，以及江苏的“慈善风暴”和广东的“一日捐”，反映的是中国特有体制与治国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改革，政府逐渐退出慈善组织。
　　■专家对话
　　“强捐已成社会公害”
　　记者：强捐盛行，有地方政府把善款当成了“第二税收”。
　　娄胜华：慈善是一种再分配形式，它与依托政府强制力的税收显然有着本质区别。税收是强制的，而慈善只能鼓励，不能强迫。对“被迫捐款者”来说，即使明知自己的权利遭受侵害，也会惧怕因“维权”而被冠以没有慈善心等污名化嫌疑。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记者：强 　捐造成的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娄胜华：索捐行为已经成为社会公害。
　　记者：广东有意出台政策杜绝强捐行为，政府应该如何理顺与慈善事业及慈善组织的关系？
　　娄胜华：领导者能认识到强捐行为的危害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能出台相关政策相信会对抑制强捐行为有一定的作用。但只要现行的慈善管理体制没有根本改变，很难杜绝强捐行为。(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多处采用化名方式)
7 _) w, V" t) i4 q8 s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朱丰俊 实习生 李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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